1937年深冬的延安，窑洞外刮着西北风，炊事间却热气腾腾。一个个头花白的汉子正忙着翻动铁锅，油星四溅，酱香弥漫。他叫李开文，官职不高，只是红军炊事班的班长，可在很多人眼里，他的分量一点不比前线指挥员轻。当天夜里，毛泽东批完文件，闻着阵阵肉香推门而入，夹起一块红烧肉便笑道：“这是谁做的？”那时的李开文只是憨厚一笑，用手势示意自己耳背。几句寒暄过后，领袖对这位“老班长”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将镜头往前拨回到1929年。彼时，35岁的李开文还在安徽金寨老家种地。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他原本可以守着薄田糊口，却在听到红军宣传队的号角后，把镰刀换成了扁担，报名参军。“年纪不小，还行吗？”登记的干事抬头看他。李开文搓搓粗糙的手掌：“有力气，腿脚快，抬担架总能行吧。”一句老实话，把他送进了红二十五军担架队。
山路蜿蜒，炮火连天，他一步一步往前走。不久，一颗炸弹在身侧猛然开花，巨响后，战友们只看到混凝土般的黄土将他埋住。挖出来时，他奄奄一息，听觉也永远定格在那一声爆鸣里。养伤期没过，他就去找团长，比划着要枪要上前线。团长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子弹不长眼，听不见更危险，你换个阵地，同样是打仗。”于是，他去了炊事班，成了所有人敬重的“老班长”。
长征开始后，炊事班承担起保存火种的任务。高原沼地，雨雪无常，潮柴湿草点火极难。李开文想出笨办法：随手捡起潮柴塞进怀里，用体温焐干。粗糙枝条常常划破胸口，汗水和血水混作一股味道，他却只管把干柴递给战友。有人偷学，他摆手笑：“别学，对身体不好。”这种倔强让同行的战士打心眼里佩服，也让他的外号愈加响亮。
红军进入陕北后，部队精简机构，李开文被调到中央首长机关伙食团。延安物资匮乏，他常自掏腰包买来几块肉，添进本已寡淡的菜里。毛泽东爱吃红烧肉，他便四处打听做法，盐缺就少放，糖少就用红枣代替。第一次端上桌，毛泽东眼睛一亮：“味道好极了。”随行警卫低声解释“老班长”的来历，毛泽东点头说：“好同志。”当天夜里，他特意走到后厨，扶着李开文的胳膊说道：“咱们革命靠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。”
1949年秋天，北平城头升起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。新政权百废待兴，组织派李开文去天津粮食系统任副厂长。面对任命，他先是愣住，之后把纸条递回：“我一个做饭的，怕误了大事；再说，家里老小多年未见，也想回去尽孝。”毛泽东了解内情，没有勉强，只叮嘱一句：“回去也要为百姓做事。”李开文应下，背起行囊南归。
回到金寨，父母已故，妻子则在苦难岁月中改嫁。凄凉难免，却没击垮他。当地县委见到这位老红军，安排他管理粮站。仓库简陋，鼠患严重，漏雨更是常事。李开文二话不说，腰系麻绳，爬上仓顶补瓦；夜里提灯巡仓，冷不丁钻进粮堆，捂住耗子洞。百姓见他满身尘土，一身补丁，却把口粮守得严丝合缝，渐渐人人敬他：这是真正的老班长。
1956年4月，全国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体育馆召开。会场人声鼎沸，奖章闪耀。周恩来在人群中忽地停步，目光落在一位发白的中年汉子身上。这人穿着洗到发亮的中山装，神情憨厚，却眉宇间透着硬气。周恩来轻轻拉住毛泽东，小声却急促：“主席，老班长来了。”毛泽东循声望去，愣了半息，陡然扬起声音：“老班长！”人群瞬间让开，李开文抬头，迟疑片刻，才借口型认出喊他的是谁。他快步上前，举手敬礼。毛泽东扶住他的臂膀，笑得像多年未见的亲人：“又立功了，这回成了全国劳模呀。”
这一声“老班长”，并非客套，而是对无数无名功臣的褒奖。会后，李开文没有在首都多停，他惦记家乡的粮仓。返回途中，他摸了摸胸口，那枚新授的红色奖章被破旧棉衣包着，和当年贴身烘干柴草的感觉颇为相似。火种依旧，心灯未熄；从长征的荒原到和平建设的田野，一名老兵的步伐从未停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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